庚子首义雕塑园中的“祭旗起义”雕塑。韩文嘉 摄
深圳新闻网坪山讯 盛夏时节，东部华侨城游人如织。从三洲田茶园高处向下望，掩映在群山绿丛中的三洲田水库，平静、清澈。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泓清澈的水面下，静静躺着的，是一段震动神州的革命史。
沿茵特拉根酒店而上，一个新建的庚子起义纪念雕塑园已初步建成。拾级而上，一组人物群像一字排开：孙中山、宫崎寅藏、郑士良、陈少白、杨衢云、黄耀庭。他们神情坚毅，目光直视远处的连绵群山——那里是１９００年“庚子首义”即三洲田起义的发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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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浪滔天 扁舟共济救危亡
１９００年６月２１日，当紫禁城里的慈禧太后正式向八国联军发布宣战诏书之时，在遥远的南方，另一场革命在悄悄地萌芽。
此时，在香港岛外游弋的一条游船上，集中了当时兴中会的重要人物：孙中山、杨衢云、陈少白、郑士良、史坚如、谢瓒泰、宫崎寅藏等革命党人。他们未必能预测到这一天后，清廷与八国联军的战争会以如此摧枯拉朽的速度推进。但他们知道，这个国家需要改变，革命已经不可避免。
如今，屹立在庚子起义纪念雕塑园的“激浪滔天”群雕还原了当时的场景。雕塑园规划者之一、深圳中英街博物馆馆长孙宵向记者介绍了三洲田起义的发生背景：
当时，孙中山刚刚从国外绕道回到香港，准备伺机潜入内地，“亲率健儿，组织一有秩序之革命军以救危亡也”（孙中山《建国方略》语）。然而，港英政府派人监视，禁止他登岸，孙中山只能召集自己最亲密的战友，在一条小舟上主持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
摇晃的船舱正如内忧外患的时局，他们很快拟定了日后举事的方略，起义的总指挥权交给了孙中山在南华医学堂的同学郑士良，杨衢云与史坚如等人则分别负责在港、穗策应。起义的地点，定在了当时隶属惠州府的三洲田。
当时，从香港舟行约一日之程的三洲田，是一个“三不管”地带：位于惠州归善县（今惠阳区）与新安县（今深圳宝安区）交界处，寨子里有８０来户３００余人，历代田耕渔猎。
两广总督德寿曾如是描述三洲田：“山深林密，路径迂迴，南抵新安，紧逼九龙租界，西北与东莞县接壤，北通府县二城，均可窜出东江，直达省会，东南与海丰毗连，亦系会匪出没之处。”这么一个清军疏于防范之地，被革命党人看中，成为举事聚义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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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成声势 会党聚义三洲田
很快，当年１５岁的三洲田村民廖毓秀就发现，有几个面貌生疏的青年人来到三洲田开了家小店铺。其中一位面庞方中带圆、双眉粗直的是郑士良，另一位面黑带麻斑的是黄福。这家“义和小铺”，名为小店，其实是一个秘密联络站，常常聚集众多革命党人，开会、讨论、联络同志。
这几个神神秘秘在三洲田开店的陌生人，就是指挥起义的领导人。黄福是龙华镇人，黄耀庭是下沙村人，都是当地的洪门领袖。总指挥则是“为人豪侠尚义，广交游，所结纳皆江湖之士，同学中无有类之者”的郑士良。
“由于郑士良与黄福、黄耀庭等威望很高的会党领袖关系密切，因此起义前夕，孙中山便委任郑士良全权指挥，广泛发动和联络民间会党力量参与革命。”广东省社科院原院长、孙中山研究专家张磊说。
在他们的积极联络之下，三洲田起义军很快初成声势。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回忆道，船上会议后不久，三洲田山寨已部署就绪，各地会党陆续上山，不单龙岗、石岩、新安等地，还包括博罗、潮州、梅州等地，集合了６００壮士。但武器仅有洋枪３００支，弹丸每枪３０发。
筹措武器和粮食，成了革命党人最重要的工作。孙中山在香港、日本多处奔走，“计划虽多，事有十失而无一得”。数月间，三洲田起义军因粮食日益困迫，被暂时遣散各地，寄食于各个革命同志家中，仅留下８０人驻守山寨。为防止泄密，他们还对山寨严密控制，只许入，不许出，误入山寨的村民都遭到拘禁。
到１０月初，这种“闭关政策”终于引起了官府的怀疑。当时，两广总督传令水师提督何长清与陆军提督邓万林各领军向三洲田包抄。清军虽有数千大军，却以为三洲田起义军声势壮大，不敢轻进。山寨实力其实非常薄弱，但黄福等人却坚持倚山寨之险，与清军一战，通过电报向孙中山请战。
张磊介绍道，坐镇台湾指挥的孙中山指示：“如能突围，可直取厦门，至此即有接济。”郑士良带着电报尚未返回，沙湾的枪声已经响起——“庚子首义”爆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