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首义雕塑园中的“祭旗起义”雕塑。韩文嘉 摄

深圳新闻网坪山讯 盛夏时节，东部华侨城游人如织。从三洲田茶园高处向下望，掩映在群山绿丛中的三洲田水库，平静、清澈。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泓清澈的水面下，静静躺着的，是一段震动神州的革命史。

沿茵特拉根酒店而上，一个新建的庚子起义纪念雕塑园已初步建成。拾级而上，一组人物群像一字排开：孙中山、宫崎寅藏、郑士良、陈少白、杨衢云、黄耀庭。他们神情坚毅，目光直视远处的连绵群山——那里是１９００年“庚子首义”即三洲田起义的发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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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浪滔天 扁舟共济救危亡

１９００年６月２１日，当紫禁城里的慈禧太后正式向八国联军发布宣战诏书之时，在遥远的南方，另一场革命在悄悄地萌芽。

此时，在香港岛外游弋的一条游船上，集中了当时兴中会的重要人物：孙中山、杨衢云、陈少白、郑士良、史坚如、谢瓒泰、宫崎寅藏等革命党人。他们未必能预测到这一天后，清廷与八国联军的战争会以如此摧枯拉朽的速度推进。但他们知道，这个国家需要改变，革命已经不可避免。

如今，屹立在庚子起义纪念雕塑园的“激浪滔天”群雕还原了当时的场景。雕塑园规划者之一、深圳中英街博物馆馆长孙宵向记者介绍了三洲田起义的发生背景：

当时，孙中山刚刚从国外绕道回到香港，准备伺机潜入内地，“亲率健儿，组织一有秩序之革命军以救危亡也”（孙中山《建国方略》语）。然而，港英政府派人监视，禁止他登岸，孙中山只能召集自己最亲密的战友，在一条小舟上主持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

摇晃的船舱正如内忧外患的时局，他们很快拟定了日后举事的方略，起义的总指挥权交给了孙中山在南华医学堂的同学郑士良，杨衢云与史坚如等人则分别负责在港、穗策应。起义的地点，定在了当时隶属惠州府的三洲田。

当时，从香港舟行约一日之程的三洲田，是一个“三不管”地带：位于惠州归善县（今惠阳区）与新安县（今深圳宝安区）交界处，寨子里有８０来户３００余人，历代田耕渔猎。

两广总督德寿曾如是描述三洲田：“山深林密，路径迂迴，南抵新安，紧逼九龙租界，西北与东莞县接壤，北通府县二城，均可窜出东江，直达省会，东南与海丰毗连，亦系会匪出没之处。”这么一个清军疏于防范之地，被革命党人看中，成为举事聚义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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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成声势 会党聚义三洲田

很快，当年１５岁的三洲田村民廖毓秀就发现，有几个面貌生疏的青年人来到三洲田开了家小店铺。其中一位面庞方中带圆、双眉粗直的是郑士良，另一位面黑带麻斑的是黄福。这家“义和小铺”，名为小店，其实是一个秘密联络站，常常聚集众多革命党人，开会、讨论、联络同志。

这几个神神秘秘在三洲田开店的陌生人，就是指挥起义的领导人。黄福是龙华镇人，黄耀庭是下沙村人，都是当地的洪门领袖。总指挥则是“为人豪侠尚义，广交游，所结纳皆江湖之士，同学中无有类之者”的郑士良。

“由于郑士良与黄福、黄耀庭等威望很高的会党领袖关系密切，因此起义前夕，孙中山便委任郑士良全权指挥，广泛发动和联络民间会党力量参与革命。”广东省社科院原院长、孙中山研究专家张磊说。

在他们的积极联络之下，三洲田起义军很快初成声势。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回忆道，船上会议后不久，三洲田山寨已部署就绪，各地会党陆续上山，不单龙岗、石岩、新安等地，还包括博罗、潮州、梅州等地，集合了６００壮士。但武器仅有洋枪３００支，弹丸每枪３０发。

筹措武器和粮食，成了革命党人最重要的工作。孙中山在香港、日本多处奔走，“计划虽多，事有十失而无一得”。数月间，三洲田起义军因粮食日益困迫，被暂时遣散各地，寄食于各个革命同志家中，仅留下８０人驻守山寨。为防止泄密，他们还对山寨严密控制，只许入，不许出，误入山寨的村民都遭到拘禁。

到１０月初，这种“闭关政策”终于引起了官府的怀疑。当时，两广总督传令水师提督何长清与陆军提督邓万林各领军向三洲田包抄。清军虽有数千大军，却以为三洲田起义军声势壮大，不敢轻进。山寨实力其实非常薄弱，但黄福等人却坚持倚山寨之险，与清军一战，通过电报向孙中山请战。

张磊介绍道，坐镇台湾指挥的孙中山指示：“如能突围，可直取厦门，至此即有接济。”郑士良带着电报尚未返回，沙湾的枪声已经响起——“庚子首义”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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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义之光 打响庚子第一枪

在坪山街道，坐落在马栏头山坳间的罗氏大屋，如今只剩一座破旧祠堂与两座炮楼，苔痕爬上屋顶，墙面已经斑驳，但依稀可见火焚的痕迹。这就是１１１年前，“庚子首义”枪声响起的地方。

孙宵说，由于三洲田起义临时指挥部所在的廖氏宗祠族人的反对，起义军大本营悄悄转移到了马栏头的罗氏大屋。而清军此时已进驻沙湾，指挥营就设在兰花庙（今沙湾小学），并开始截断起义军的粮食供应线。孙中山的复电还未到，情况万分紧急。时间不可再拖，起义军推举黄福为统兵元帅，决定提前起事。

１０月６日夜，是农历庚子年闰中秋的前两天，月光如昼，岭岗顶上红旗招展，上书“孙”、“郑”、“黄”字样，起义军集中在罗氏大屋前，统兵大元帅黄福、副元帅何松等人用红布裹头，身披镶红袍褂，举行了一场祭旗仪式。黄福带领众人高呼：“剑起灭匈奴，同伸九世仇，汉人边处立，即日复神州”，以及“跟孙中山要跟到底”等口号，群情激愤。

仪式后，黄福带着精挑的８０名壮士纵马冲向了清军驻守的兰花庙。根据冯自由《革命逸史》记载，此时驻扎在兰花庙的清军尚不足５０人，又缺乏防备，看着一群起义军从天而降，尚不知何方神圣，刹那间就被冲得七零八落，而沙湾圩的清军闻讯前来“助剿匪”，亦不堪起义军一击，夺路而逃。与此同时，起义军还从东路向清军发起冲击，把清军打得丢盔弃甲。

孙宵介绍道，三洲田起义首战告捷，战士们摩拳擦掌，准备进军下一站。按照既定方略，起义军将挥师西进，与新安、虎门区域由江恭喜率领的当地２０００名会党人士会合，然后乘势进军广州。但此时，郑士良带着孙中山的电报赶回，路线却与规划中的不同：挥师东行至海陆丰处，得到日本方面的武器援助，再杀往厦门，从当地台湾银行分行获得所需军费。于是，三洲田起义军很快掉头向东，开始了在清军重重阻截中的一段艰难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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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激战 震醒国人之迷梦

在茶溪谷的茶翁古镇上，去年刚刚建成的庚子首义馆，静立在幽篁翠竹之侧。馆内色调黯黑，主要用光电影像来还原“庚子首义”的历史，沙盘是当时闽粤山形模型，几道不同颜色的灯在山间闪烁。

“这是当时起义军与清军的行军路线，绿灯段绵延至厦门，是起义军的规划路线。红灯段则是实际上起义军经过的路线，从三洲田出发，到惠阳、永湖、平潭、镇隆，最后到三多祝。”庚子首义馆讲解员介绍。

根据新定的行军路线，郑士良率起义军直捣惠州，到达惠阳新圩时，队伍已增至２０００余人。黄福则率一路人马经横岗、坪山等地向惠州进发，途中在佛子坳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缴获枪支７００余条，子弹５万发。

很快，起义军攻下永湖，继续向惠州进发，此时已是起义的第６天。是日，抵达平潭的起义军在西枝江畔设下埋伏。不一会，六、七千清军追踪而至。此时的起义军人数壮大，只是武器短缺，仅有千余枪支。好在士气正盛，持枪者均一马当先，向前猛击，其他战士则以血肉之躯与敌搏斗。数小时鏖战，清军溃不成军。

张磊介绍，此后至三多祝宿营期间，起义军又屡败清军，但历经苦战，军中弹药耗尽。而孙中山此时既兴奋又着急，到处周旋寻求武器援助，向日本友人犬养毅写信求援：“自起事以来，连获胜利，所向无敌，势如破竹。今已据惠州为进取之地……敢乞先生一为尽力，游说政府，为吾人借一臂之助。若今得洋铳万杆、野炮十门，则取广州省城如反掌之易耳。”然而，日本人许诺的枪械也仅是一堆废弃枪弹，起义军再无筹码可以往下打。

１０月２１日，郑士良带军退守三多祝白沙，清军将其四面包围。日本友人山田良政突围直入，传来孙中山的手令：“政情忽变，外援难期，即至厦门，亦难无所为，军中之事请司令自决进止。”正筹划突围前往海陆丰获取日本枪械支援的郑士良等将士们顿时懵住了。冯自由在《革命逸史》记载，郑士良面对“全军２万人皆慷慨激昂，呼声震野”，最终不得不做出了就地解散的决定。

张磊说，自起事以来，起义军四战四捷，并未遭受败绩，此时却因枪械粮草问题被迫解散，令革命党人后来深为遗憾。郑士良仅留洋枪队千余人突围返回三洲田，后带部分精锐潜回香港。至此，轰轰烈烈的三洲田起义黯然落幕。

三洲田起义虽持续时间仅半月，但震惊海内外。１１年后，辛亥革命的枪声在武昌城响起，革命党人终于拨云见日。后来，孙中山回忆这段历史深深感到，正是三洲田起义，国人才开始渐渐了解革命、同情革命，“知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而见证这段“唤醒国人迷梦”起义史的三洲田村庄，则在１９５８年建水库时，沉入水底。

江山无恙，时世变迁。当初金戈铁马、奔走呼告的年代被留在了水下，而在水上生长起来的，则是今日美丽的旅游景区。这，已经是另一个时代。

人物访谈

中英街博物馆馆长孙宵：

三洲田起义是成功的革命实验

中英街博物馆馆长孙宵一直致力于三洲田起义的研究。早在２０００年，在纪念庚子首义１００周年时，他就带人沿着起义军行军路线和古战场进行过考察。对起义前后的历史枝蔓，孙宵如数家珍。

孙中山是起义直接领导者

深圳特区报：在三洲田起义中，孙中山起了什么作用？

孙宵：孙中山是这场起义的直接领导者，他亲自策划了这场起义，包括时间、地点、首领、分工等，但由于受到入境的阻挠，他只能坐镇台北远程指挥起义。在对革命的支持上，孙中山在海外做了多方努力，包括向李纪堂等富商募集捐款、向日本友人请求武器援助、向菲律宾革命党筹措到１０万日元的捐助。此前，他又派陈少白在香港筹办《中国日报》，宣传反清、鼓吹革命。

内外部原因导致起义失败

深圳特区报：起义虽然连战连捷，但仅仅维持了半个月就失败了，原因是什么？

孙宵：从内部来讲，一开始兴中会的势力尚不太强大，因此在三洲田起义中，更多依靠了会党的力量，会党的素质参差不齐，对革命的理解也不够深刻。而孙中山坐镇台北指挥，鞭长莫及，使得起义军指挥没有根据形势灵活变化。

从外部来看，清军缓过神之后，力量比起义军强大。孙中山又过于轻信日本人的承诺，最终日本人失约，使得以外援为期的东进起义部署成为一场徒劳。这也暴露出早期革命党力量较弱，对外部力量过于依靠的特点。

起义成功唤醒国人迷梦

深圳特区报：三洲田起义有怎样的革命意义？

孙宵：孙中山对此次起义的评价，在其《建国方略》中说得很清楚：“当初次（指乙未广州起义）之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诅咒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矣……知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１９１２年任中华民国陆军总长的黄兴曾感慨道：“堂堂正正可称为革命者，首推庚子惠州之役。”

作为一场革命的实验，从唤醒国人迷梦、点燃革命火种的角度出发，这场起义是成功的。而在辛亥革命取得成功之后，孙中山还派人到三洲田村庄来慰问志士的家属，并重修了村庄，修建了“惠阳庚子革命纪念学校”，这表现出了孙中山对这场革命的重视。

２０世纪民主革命“首义”

深圳特区报：为什么称三洲田起义为“庚子首义”？

孙宵：这次起义发生在１９００年，即农历庚子年，正好进入了新世纪，是２０世纪中国民主革命第一次上规模的起义，并引发了此后大大小小连续不断的革命斗争，直到革命取得胜利，所以被称为“首义”。

１８９５年的广州起义，历来被认为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第一次起义。但如果严格细究，广州起义还未举事，就因泄密而被清军扑灭，枪声并未打响。辛亥革命真正打响“第一枪”，可以说是在三洲田起义中于深圳打响的。

之后，孙中山将他领导的中国革命划分为三个阶段：“发轫于甲午以后，盛于庚子，成于辛亥，卒颠覆君政”。由此可见，“庚子首义”在中国民主革命进程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

专家评说

本栏目学术顾问、省社科院研究员王杰：

兵起三洲田

义播东南天

爆发于１９００年１０月的惠州三洲田起义，在辛亥革命的史册中地位显赫，开创了几个第一：从时间而言，它是２０世纪首次反清武装起义，吹响了新世纪中国民主革命的号角；对兴中会而言，它是该会第一次发动成功的起义（１８９５年广州起义未遂）；对广东而言，它是孙中山第一次在家乡举行的既具规模又富影响的起义；就国际影响而言，它是第一次有日本人参与有菲律宾人捐助的中国革命（山田良政随起义军撤退时惨遭清军捕杀，年３２岁。菲律宾党人捐助１０万日元）；对孙中山而言，这是他第一次亲自领导策划而又未能身先士卒的起义，起义坚定了他武装推翻清朝的信心。

这次起义的特点，一是采行“输入式”。由于孙中山不能立足国内，筹款、购械、联络均以香港为依托，从海外输入。香港的《中国日报》社成了主要联络点之一。首选三洲田，有饷械输送、人员进退的地域之便。

二是倚重会党为主力。其时风气未开，人心蔽锢，造反于朝廷，恐受株连九族。会党众徒有反清传统，劫富济贫侠气，且有特定的社会纽带，举事易于一呼百应。

三是借助境外侨胞为反清的援手。李纪堂等富商募集捐款支持义举，拓展了侨胞支持革命的风气。

诚然，依托会党、凭借“输入”也有局限，这不失为“庚子首义”骤起骤落的归因。而辛亥革命“发轫于甲午以后，盛于庚子，成于辛亥，卒颠覆君政”——孙中山的评语，乃是历史的结论。

旁边故事

三洲田起义深圳印记

●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

【今地址】盐田区东海大道洪安二街

【变迁史】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成功后，为了纪念“庚子首义”中牺牲的烈士，孙中山派人在重建的三洲田村庄旁修建了一所小学。１９２５年孙中山去世后，孙科亲自为学校题写了校名：“庚子革命首义中山纪念学校”。１９５８年，因三洲田水库的修建，该校被迁至三洲田旧村后尾。１９８２年，宝安县政府在后尾重建了“庚子革命首义中山纪念学校”，学校只有一个小操场，一座平房，一个班，一个老师。２００５年，盐田区政府和教育部门从传承“庚子首义”历史出发，将东港小学改名为“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目前，校内竖立起了孙中山铜像，并设立有庚子首义纪念馆，陈列历史图片、实物和文字说明。

●罗氏大屋

【今地址】坪山新区马峦村

【变迁史】作为三洲田起义的临时指挥部，罗氏大屋是起义志士、兴中会会员罗生的家。起义失败后，清军焚烧了马栏头村与罗氏大屋。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在马栏头村开办学校，亲自题写校名“强华学校”。目前，“强华学校”的字样已经脱落，而罗氏大屋的主体建筑和整体风貌完好。

●打鼓岭起义工事遗迹

【今地址】三洲田北部、马栏头西部的高峰上

【变迁史】在打鼓岭上有一段残存的起义军工事，大致面向西北方，于山岭之上蜿蜒约２００米。军事工事由石块堆砌，十分牢固，主要为抗击清军的强攻而修建。如今，打鼓岭常常出现在深圳驴友登山徒步的路线中。

（本文史料引用参考刘中国编著《打响世纪第一枪》）